“金針撥障術”是我國古代醫學家對白內障眼病施行的一項手術。白內障患者接受這項手術後，一般都能重見天日。我國醫學界在一千多年前已能施行這項手術，這在世界眼科史上不能不說是先進的。
白居易的眼病 “案上漫鋪龍樹論，合中虛貯決明丸。 人間方藥應無益，爭得金蓖試刮看。” 這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所寫的一首七律。據考，白居易四十多歲後即患眼疾。上面這首七律反映了白居易當時正在閱讀眼科專書《龍樹論》，藥盒中存放著准備服用的“決明丸”，他考慮一旦服藥無效，就得求助手術治療，用金蓖來刮除眼中的障翳。唐代的另一些詩人，在他們的詩句中也有提到金針撥障術的。如杜甫詩句“金蓖空刮眼，鏡象未離铨。”唐文學家哲學家劉禹錫《贈婆門僧人》詩：“看朱漸成碧，羞日不禁風。師有金蓖術，如何為發蒙。”以上證明金針撥障術在唐代已相當流傳了。
金針撥障術的源流
“金針撥障術”最早見於唐代文獻大師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(公元752年)一書中。。《外台秘要》對白內障備期症狀都作了簡要的描述：白內障眼病初起時，患者“忽覺眼前時見飛蠅黑子，逐眼上下來去。”患者病情發展一般緩慢，“漸漸不明，久歷年歲，逐致失明。”關於此病的鑒別症狀，白內障患者除視力變化外，眼與頭部的感覺“不痛不癢”。眼部檢查發現“唯正當眼中央小珠子裡，乃有其障，作青白色”。書中對白內障與眼底病也進行了鑒別，指出眼底病“外形不異，只不見物而已”，或“眼中一無所見”，即眼中沒有青白色的內障。白內障患者“雖不辨物，猷知明暗三光，知晝知夜”，知道白內障後期，患者雖不能辨別人物，但仍有光感。治療方法，白內障後期，“此宜用金蓖決，一針之後，豁然開雲而見白日。針訖，宜服大黃九，不宜大洩”。
王焘《外台秘要》所載的眼科疾病，系吸取晉唐以來各家內容，其中包括謝道人所撰的《天竺經》。據《外台秘要》《天竺經論眼序》注文：“隴上道人撰，俗姓謝，住齊州，於西國胡僧處授。”據考證，“胡僧”是印度僧人，故認為“金針撥障術”是印度傳來的一種眼科手術。白居易所閱的《龍樹論》，可能是隨佛教傳來的印度醫藥文獻。但從現存《醫方類聚》引輯的《龍樹菩薩眼論》以及宋代《太平聖惠方》的內容來看，卻看不到印度醫學的內容，主要屬於我國傳統的醫理。由此推測，印度傳來的眼科，已被我國醫學所融化，並通過我國醫學家的實踐，進行了再創造。
隋唐以後的醫學書籍，有關金針撥障術的記載越來越細致，表明我國醫家在實踐中獲得了更為具體的經驗。
宋代又出現了一本題名為《龍木論》(或稱《龍目論》)的眼科專著。此書可能就是白居易參閱的《龍樹論》，因避英宗諱(英宗名曙，樹與曙同音)，改名《龍木論》。此書經轉輾傳抄增補，至宋代改編，成為目前的傳本。宋代太醫局將《龍木論》列為醫師必讀之書，可見此書的重要地位。書中對於各型白內障(老年性、先天性、外傷性、並發性)的病因、症狀作了詳細的描述，同時對白內障眼病的檢查、診斷、手術適應症、禁忌症以及手術前後的准備、手術方法、術後護理等，也均作了確切的論述，至今仍有指導意義。
明代，我國醫學文獻中又出現了一本名叫《銀海精微》的眼科專著。書中對金針撥障術也作了較為詳細的描述。此外，明·王肯堂的《證治准繩》(1602年)、明末清初傅仁字的《審視瑤函》(1644年)、清·張璐的《張氏醫通》(1695年)以及吳謙等集體編撰的《醫宗金鑒》(1742年)等書，均對金針撥障術有介紹。
張璐之子張飛疇為17世紀眼科家，在《張氏醫通》內，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了寶貴意見，附有七個病案報告。書中還介紹了一種“過梁針”手法，即醫生給患者左眼施行手術時，可用右手操作；右眼手術時，則用左手操作。如左手操作不習慣，可用右手由患者內側角膜緣外進針，但手和撥障針要橫越鼻梁，故稱“過梁針”。書中提到有的患者由於鼻梁高聳，影響手指進針，因此認為做這一手術的醫生，最好能學會兩手均能操作。尤為可貴的是書中提出：“凡初習針時，不得以人目輕試，宜針羊眼，久久成熟，方可治人。”可見他在進行這項手術時，不僅認真負責，而且具有嚴肅的科學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