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整十年，劉芳從光明走向黑暗。
一年畢業典禮上，一個腼腆的女生紅著臉問她：“是不是我把一只角膜捐給您，您就能看得見？” “謝謝你，好孩子，老師的病不是角膜的問題。” 小女孩想了想，又抬頭說：“那我就把一只眼球給您吧。” 說起這件事，一直微笑面對記者的劉芳突然紅了眼圈。 她只是貴州農村中學一名普通女教師，為什麼被稱為“中國大山裡的海倫·凱勒”？在她平凡的人生中，為什麼有那麼多不平凡的故事？
從光明到黑暗
2007年，劉芳曾反復做一個夢：夜晚，怎麼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一抬頭，忽見滿天繁星。她抓住身旁的人，奔走相告，說明天一定是個好天氣……
那時，她剛失明。
十年前她就知道，這一天終將到來。原來她有點夜盲，到1997年，眼前晃起了“水波紋”，銀色、金色、藍色的光圈，宛如一朵“惡之花”，層層花瓣不斷綻開。她看世界像是隔了一只魚缸。
一紙命運判決從天而降——不治之症。
醫生說，這叫視網膜色素變性，發病率只有百萬分之一。
腿一軟，劉芳險些癱倒。
那年她26歲，在貴陽市白雲區第三中學剛工作四年，跟相愛的人結了婚，8個月大的兒子在襁褓中咿呀學語……
夜深人靜時，她咬著被角，在黑暗中哭泣。
她曾是個快樂單純的姑娘，蘋果臉，身材嬌小，人還沒見先聽到笑聲，繪畫、寫詩、書法、唱歌、跳舞樣樣都行。
她喜歡教書，而且教得別出心裁。批改作文，寫評語前先畫個卡通臉譜表明整體印象，笑容燦爛的、一般微笑的、嘴角緊繃的、癟著臉的、痛苦扭曲的，有的還頂著雞冠子、留著羊角辮……這樣的輕松幽默，學生們看得笑逐顏開。
失明了，還怎樣畫出一個笑臉？
她專門去學了兩年繪畫，希望用畫筆留住這個缤紛的世界。畫得最用心的是一只貓頭鷹：黃褐相間的羽毛，站在枯枝上，背景是湛藍的天空，最動人的是那對眼睛——又圓又大，仿佛能看穿一切黑暗。
視野一天比一天變窄，視力一年比一年模糊。
2001年，她讀了最後一本紙質書，是《笑傲江湖》。
2006年，她看到的最後兩個字，是課本封面上的“語文”。
2007年，她完全被黑暗包圍。
當年一段錄像保存至今：學生都放學了，劉芳從講台上拎起包，摸索到門口，回頭望了一眼她已看不到的空蕩蕩的教室，緩緩帶上了門。
在黑暗中抓住光明
初見劉芳，很多人不相信這是個盲人。
在家，她掃地、洗衣服、倒開水、沖咖啡、炒菜、在跑步機上鍛煉，動作熟練得幾乎與常人無異。借助盲人軟件，她發短信比很多明眼人還快。在學校，她可以獨自走近百米，下兩層樓，轉5個彎，輕松找到公廁。
很少有人了解，這些年她是怎樣挺過來的。
2008年初冰雪災害時，小區停水停電，她拎著大桶，摸索著下6樓去提水。巨大的冰坨子在頭頂搖搖欲墜，天寒地凍，一步一滑，最後她累得暈倒在地……
不知多少次絆倒、磕傷、撞牆、燙出水泡、碰碎杯子，現在她小腿上還滿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。絕望、沮喪、灰心，她想過放棄。但轉念一想，又釋然了：“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。生活不能改變的話，就改變生活的態度。”
更令人稱奇的是，她的班級成績不僅沒有退步，反而教出了兩個語文單科中考狀元，在白雲三中至今無人超越。
有人建議她病退或休息，她婉拒了：“那樣我的生命就真的終止了。”
一個盲人要想留在講台上，無疑要付出超過常人幾倍的努力。
寫板書，她有時會寫歪，有時重疊到一起。一次，沒留意走到了講台邊緣，一腳踏空，摔在垃圾桶上。學生奔過去扶她，說：“最後兩個字都寫到牆上去了。”
多年以後，她的學生說：“劉老師歪斜疊加的板書，是我們青春記憶裡最美的畫面。”
眼睛沉入了黑暗，唯有心能抓住光明。
她尚未全盲時，有一次學生們發現，劉老師把課本拿倒了，照樣侃侃而談，這才知道，她根本沒有看書，而是在背誦課文。
為了教好書，劉芳把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全部背了下來，其他重點、難點也一一記牢，把幾大本厚厚的講義全都裝在了心裡。視力越來越差，課卻講得越來越精彩。
說、學、逗、唱，她幾乎變成了相聲演員，課堂上充滿歡聲笑語。“眼睛不好，上課就一定要生動，才能把幾十雙眼睛吸引到我這兒來。”
她用耳朵批改作文。學生朗讀，她和全班同學一起即時點評。
“感情再充沛一點！”“他這個角度大家想到沒有？”她像個樂隊指揮一樣調動著全班。
“該我了！”“我有不同看法！”學生們熱烈響應。
聽、說、讀、寫，多種訓練同時進行，比單向的教師批閱效果更好。
學生越來越喜歡她。聽說她可能不再擔任班主任，學生們跑去求校長，哭著說：“一定要把劉老師留下啊！”畢業了，他們把自己的弟弟、妹妹牽到劉芳手上，點名要進她的班。
打開一扇心之門
2009年的一天，年輕老師章玉嘉向劉芳求助，聲音都顫了：“我們班有個女生想自殺。”
找到那個女生，劉芳一伸手，摸到了纖細手腕上厚厚的紗布。這個平常很文靜的小姑娘來自一個重組家庭，她覺得自己是個多余的人。
劉芳用一塊布蒙上她的眼睛，說：“你就這樣跟著我一天，試試我是怎樣生活的。”
一天之後，劉芳問：“容易嗎？”
“不容易。”
“我天天都是這樣生活的。我都能好好活著，你有眼睛，又漂亮又可愛，完全可以比我活得更精彩，為什麼要放棄自己呢？”
姑娘的眼淚大滴大滴落在劉芳手上。
劉芳又去姑娘家家訪。她看不見路，只能讓章玉嘉牽著自己。天黑了，她們坐一個多小時的車，又深一腳淺一腳走過狹窄的鄉間小道，數著電線桿，才找到那個偏遠的村子。
劉芳告訴家長，孩子什麼都不缺，缺的就是一點愛。她把母親的手拉到了女兒手腕的傷疤上：“你不愛女兒嗎？”
“愛。”質樸的農家婦女一輩子都沒有這樣袒露過感情，而當“愛”字出口，塵封已久的心門終於打開了，母女倆抱在一起，痛哭失聲。
從2008年起，校長何代乾交給劉芳一份開創性工作——心理咨詢。那時，貴州農村學校的心理輔導基本是空白。白雲三中地處城鄉結合部，青春期與社會轉型期交織，千余名學生心理問題叢生。
劉芳把自己的工作概括成四個字——用愛傾聽。
在她建立的“成長檔案袋”中，學生塞進了各種各樣的紙條，把不願告訴別人的“秘密”向劉芳傾訴——“我無法克制住對她的好感。我的心總是上下浮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”或者，“今天，最疼愛我的奶奶去世了，我想堅強一點，可是怎麼也止不住淚水。”還有，“現在的父母對我恩重如山，但我漸漸長大，突然很想回到親生父母身邊去……”
讓一個盲人去寬慰明眼人，這的確很少見。不過，任何人面對一個比自己更需要幫助的柔弱女子，再難的事也該想通了吧？
一次，一個陌生人因感情挫折想自殺，錯把短信發給了劉芳。電話打通了，她勸導得小心翼翼：“你只是一朵早開的花。有沒有意識到，現在的你，其實不是你自己？”
前後三個月，劉芳一次次跟這個不曾謀面的姑娘通話，終於，姑娘有了笑聲：“劉老師，我答應你，好好活著。”
劉芳不止一次收到這樣的留言：“是您，在我心裡點亮了一盞燈。”
那些窮孩子，那點滴的愛
記者采訪時剛過中秋節，劉芳講了一個月餅的故事。
有一年，她布置的作文是《中秋感懷》，男生陳祥寫道：“中秋節到了，每個人都在吃著月餅。而我卻不知道月餅是什麼滋味，甜的？酸的？看到很多人不愛吃，把月餅丟在了垃圾桶裡，我好想撿起來吃了。”
劉芳讀得心酸，就去他家家訪。父母在外打工，他跟老人住在破舊的農家小屋裡。劉芳聽到窗戶上的聲音有點奇怪，一摸，連玻璃都沒有，幾片塑料紙在風中飄搖。第二天，她帶給陳祥一塊大月餅。
男生咬了一口，噙著淚花說：“劉老師，月餅是甜的。”
很多年後，陳祥工作了，打電話要請老師吃飯。劉芳笑了：“你喜歡吃什麼就帶我吃什麼吧。”
停頓了一秒鐘，陳祥說：“我覺得最好吃的是月餅。”
貴州是全國貧困人口大省。學生全部來自農村和進城務工家庭的白雲三中，貧困生很多。對窮孩子，劉芳總會多盡一分心力。
有個自幼失去一條腿的殘疾男生，劉芳承擔了他初中三年的學雜費，又攢錢幫他安假肢。一個中檔假肢相當於劉芳半年的工資。沒料到，這引發了“愛心接力”。一位干部聽說此事，要求共擔費用。沒多久，假肢廠廠長來了：“我免費給孩子量身訂做一個高級假肢。”
終於能雙腳走路了，男生跑來找劉芳：“我能不能叫您媽媽？”
叫她“媽媽”的學生不止一個兩個。
不久前的教師節，已大學畢業並也成了一名老師的袁鳳梅發來短信：“劉媽，感謝命運中出現了你。”
讀初三時，袁鳳梅的父親病逝，劉芳把她當女兒來照顧。袁鳳梅回憶：“我最難的時候，劉媽始終陪在身邊。她很少觸碰我的傷心事，像陽光一樣包容著我。”
中考前，劉芳抱著袁鳳梅問：“還有什麼問題嗎？”
“你要相信女兒。”袁鳳梅說，“你眼睛看不到了，還把我們教得這麼好。我有什麼理由學不好？”
那一點一滴的愛，在孩子們心裡留下了長久的溫暖。
一個孤兒在日記裡寫道：“劉老師，初中三年以來，一直都是我們全班四十幾個同學看著您的一切，可是您卻看不見我們的臉。您只能用心去體會我們對您的愛，用聲音來辨別我們是誰。我好想為您做點什麼，但是我一個孤兒想做卻無能為力，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為您祈禱，希望有朝一日，您能復明。”
有遺憾，更有愛和力量
曾祥雷，劉芳的一個終生遺憾。
那是個有夢想的男生，喜歡音樂和美術，曾經在一篇隨筆中寫道：“有人說，人生是一片大海。我認為在這茫茫人海之中是一片音樂的海洋，它在唱著生命的交響曲。”
但他初二時辍學了。在這片貧困的大山裡，學生常常很小就跟著大人出去打工。劉芳和同事們家訪的一個經常內容，就是苦口婆心地勸說家長，讓孩子重返課堂。
劉芳把曾祥雷找回來，對他說：“先把書讀好，才能更好地追逐夢想。”
學校裡有個學生意外喪生，劉芳特意選曾祥雷代表班級去送花圈。這個敏感的男生懂得她的良苦用心，在另一篇隨筆中寫道：“劉老師是為了讓我珍惜生命，不要做一些無意義的事。”
初中畢業後，曾祥雷又讀職高，如願找到了工作。
劉芳沒想到，她可以扭轉青春期的任性，卻無法戰勝根深蒂固的貧窮。
2011年的一天，劉芳的手機響了，聽到的是一位母親的哽咽——
曾祥雷死了。
他去架橋工地打工，在一場事故中，從40米高處跌落下來。
整理遺物時，人們發現一封還沒來得及寄出的信，兩頁紙，寫於他死前一周，是寫給劉芳的：“我一次次逃課，您一次次把我叫回來，一句都沒有罵過我。現在工作了，很開心。但每次想到您眼睛不好，我就很難過。等我掙了錢，一定幫您治好病。我就是您的兒子。有什麼事情，您喊一聲，我就會來的……”
這，是人們所知的他最後一個願望。
劉芳的另一個遺憾是兒子。
她最後一次看清兒子阿牛的臉，他才七八歲，現在都讀大學了。盡管能摸到兒子的鼻子、嘴巴、胡茬兒，她卻只能想象，他長得帥不？黑不？她遺憾沒能親眼看到兒子的成長，更遺憾沒能給兒子像其他媽媽那樣的照顧。十多年來，關於兒子的每一縷記憶，都伴著甜美與刺痛。
才3歲，阿牛就會說：“媽媽不抱，寶寶自己走。”
從五六歲起，他每天早上都是先送媽媽上班，自己再上學，風雨無阻。
那時在白雲區，常有人看到這個場景：一個小不點的孩子牽著媽媽的手，左右張望著過斑馬線。有車，他就說：“媽媽不要動。”可以過了，就喊：“媽媽快跑快跑快跑！”
劉芳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。在母親搬來同住之前那些年，劉芳都是獨自帶孩子。因磨砺而早熟的孩子，對媽媽有著更深的愛。
“我媽媽是個很平凡的人，但是做了很不平凡的事。”在小學作文中，阿牛寫道，“她的眼睛看世界是黑暗的，可她的心在什麼地方都會發光。”
自打劉芳堅持站在講台上，就非議不斷：“一個盲人，還教什麼書啊？”但她有一種倔強的自尊——壓力越大，越要站得直！而來自身邊的愛和支持，則是她的力量源泉。
很多同事都當過劉芳的“秘書”，幫她打印資料、整理教案，領著她去吃飯、逛街、聊天。學生們都爭著去攙扶她，把她牽到講台上，還把粉筆、黑板擦放在固定位置，這樣她一伸手就能拿到。
她的善良、樂觀與堅強又感染著身邊每一個人。有個同事的女兒要做手術，血漿不夠，她第一個報名獻血。全校師生都知道她的存折密碼，誰有急需都可以借用。
“劉芳給我們很多力量。”同事毛艷紅說，“她都認真地活，我們有什麼理由隨便過？”
一條河流奔騰不息
劉芳愛讀書。
甚至失明之後，她也常去逛書店。打開一本書，把臉埋進去，深深吸一口，當墨香彌漫胸腔，那字字句句就仿佛飛了出來，如螢火蟲般環繞著她，讓她沉醉不已。
她小學五年級寫了第一首詩，後來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小作品。電腦裝了盲人軟件後，經常敲點東西就成了她最大的樂趣。令人驚歎的是，她先後完成了兩部長篇小說，一部17萬字，一部28萬字，其中一部已經出版。
2011年7月，她和一些年齡相仿的同事去外地參加培訓，閒談間，大家談起了共同的青春歲月。有人隨口建議：“你也寫寫我們的青春呗。”
那一晚，她失眠了，十幾年人生風雨如海嘯般湧上心頭。一張張遠去或變老的面孔，一群群來了又走的學生，校園裡每個角落，大山裡的偏遠村莊，那些歡笑，那些淚水……一樁樁、一件件，像是得到召喚一樣浮現腦海，讓她心潮澎湃，血脈贲張。
回到家，她打開電腦，一口氣寫了兩千多字。此後，在教課、做家務、督促孩子寫作業的間隙，她每天堅持寫作，順暢時一天能寫5000字。
萬籁俱寂的夜晚，她盤腿坐在小桌前，手指輕觸貼著特殊標記的鍵盤，聽著讀字的機械之聲，一路敲下去。黑暗裡似乎打開了一個舞台，故事輪番上演，如河水般奔流不息。她要做的，就是把它們記錄下來。
這部歷時8個月寫成的《石榴青青》，80％以上的內容是真事——一群“70後”年輕教師堅守西部農村的酸甜苦辣、悲歡離合。
這本書色彩明麗、幽默風趣，很多細微觀察比其他作家更敏銳。
海倫·凱勒曾在《假如給我三天光明》中記述，一位明眼朋友在樹林中穿行了一個小時，卻說“沒看到什麼特別的”。而對她來說，一塊樹皮、一朵花、一只小鳥的跳躍、一股小溪的清涼，都那麼美，像“一場極其動人而且演不完的戲劇”。
劉芳深感共鳴：“明眼人總以為世界的千姿百態是理所當然的，只有失明之後才懂得珍惜。”
“比如灰塵，”她說，“很多人抖被子、拍枕頭，都抱怨‘好大的灰呀！’對我來說，每一顆灰塵都是有生命的，跳躍在記憶之中。以前在陽光中看見灰塵，從沒注意過它們，現在灰塵隨風飄動的樣子卻令我神往。”
很多曾被忽視的細節，寫作時竟歷歷在目。
那些搞怪、尴尬的場景，讓她忍俊不禁；那些求知若渴又困苦無助的孩子、那些美景與貧窮交織的山村、那些因生活重壓無奈離去的同事，讓她筆重千鈞。
2011年4月一天晚上，敲完最後一個字，劉芳仰面癱倒在沙發上。心緒從主人公感傷的世界裡緩緩退潮，歸於平靜，像漂在一片平緩的河面上隨波逐流。她仿佛重過了一遍人生，如今只剩灰色“水波紋”還在眼前晃動。而頂燈在眼皮上照出的光暈，像新的希望在遠遠地召喚。
在小說的前言中，她寫下一句話：“一條河，在地面奔騰時是一條河，在地下流淌時還是一條河，最後它們都奔向了大海，在那裡它們的靈魂是平等的。”